联办世界杯？日本人的大棋，中国足球的尴尬

东亚杯赛事落幕不久，日本足球界便爆出重大新闻：日本足球协会正积极筹备一项重大举措，该举措旨在与亚洲多国携手，共同争取2046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参与国家包括我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此，日本足协主席宫本恒靖在接受采访时予以了证实，并表示“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在秘密推进中”。这个由七个国家共同举办的足球世界杯计划，其可行性究竟如何？日本足协为何表现出如此积极的姿态？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目的和思考？

日本态度：联办>独办

毫无疑问，在七个参与国中，日本足球协会扮演了推动“共同举办2046年世界杯”这一倡议的先锋角色，这一切的缘起，则需追溯到二十年前的一件重要事件。

2005年1月，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对外发布了《日本足协2005宣言》，宣言中明确了两个中期目标以及两个长期目标。其中，日本足协设定的一个长期目标便是，力争在2050年之前，在日本本土成功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并最终赢得冠军。依据国际足联提倡的各大洲交替举办世界杯的规则，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将落地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三国；到了2030年，世界杯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首次在三个大洲同时举行，参与的国家有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再往后，2034年的世界杯将移师沙特阿拉伯；而2038年和2042年的世界杯预计将跳出亚洲，选择在其他大洲举行。换言之，日本渴望再次承办男子足球世界杯赛事，而2046年无疑是这一愿望的理想时机。为此，日本足球协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新任主席宫本恒靖上任不久便积极投身于这一宏伟计划，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在球员时期，他亲身参与了日本队两届世界杯的征程，尤其是2002年在家乡举办的赛事，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巨大影响和深远价值。

实际上，在宫本恒靖上任之前，他的前上司田岛幸三早已秘密策划多年，“暗度陈仓”的策略已经实施。特别是近年来，日本足球与东南亚多国频繁开展合作，这一举措为未来联合申办世界杯的设想埋下了伏笔。在此之前，日本曾于2010年独立申办2022年世界杯，但遗憾的是，在第二轮投票中未能如愿以偿。然而，在此次申办活动中，日本甚至是以放弃2018年世界杯申办权作为先决条件，但这一行为已经充分暴露出其竞争力相对薄弱的现实。

特别是在硬件设施方面，这成为了日本在15年前申办赛事时与卡塔尔、美国相比的明显短板。时至今日，日本境内尚无一座可容纳8万以上座位的体育场馆。即便是声名显赫的东京国立竞技场，其最大容纳人数也仅有67750人，与国际足联对举办世界杯决赛所需场馆的8万以上座位要求相去甚远。

日本曾探讨实施一项应急方案，即增设可移动观众席。负责国立竞技场运营的JSF Entertainment公司的一名宣传负责人对外透露，他们已准备好8万个座位的规划、设计图和布局方案，具体实施将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换言之，若申办工作启动，增设可移动观众席的计划将逐步展开。在日本，诸如东京巨蛋球场和札幌巨蛋体育场等场馆，已经采用了可移动座椅技术，以此应对棒球赛事和大型演唱会中观众人数众多的需求。

然而，消极的评论接连不断涌现。有人提出，鉴于缺乏适合举办世界杯决赛的场馆，大额税收用于新建体育场可能会激化日本公众的舆论情绪，招致众多反对意见。此外，还需对那些对足球不感兴趣的普通民众进行说服，详尽阐述其目的和重要性，这恰恰是日本社会对于再次举办世界杯最为忧虑的环节之一。而且，依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决赛场馆的观众容量需超过八万，在整个小组赛阶段，至少应有十四个球场，每个球场能容纳四万人以上。在此基础上，还需额外准备两个球场，其容量需达到六万人以上，以供半决赛使用。此外，在细节方面，还明确了屋顶需覆盖观众席，以及包括无障碍设施在内的更为严格的要求。显而易见，这对日本来说，将是一笔庞大的投资。

正因为如此，在很久以前，就有日本足球界的专业人士提出观点：随着比赛规模的不断增大（尤其是世界杯参赛队伍的扩充），一个国家单独申办世界杯的难度不断上升，而联合申办则逐渐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以硬件设施为例，虽然日本在这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但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都拥有容纳超过八万人的大型体育场，而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格罗拉蓬卡诺体育场，其容量也达到了七万七千人。在一定程度上，这亦是日本足球界调整策略，从单方面举办转向共同协办的一个重要动因。

合纵连横韩国东南亚

日本足球界对于联合举办世界杯的热情持续升温。足协主席宫本恒靖亲自表态支持，而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在东亚杯落幕之后，也对此表示了坚定支持：“我们期待这个计划能够成真。我非常高兴世界杯再次降临亚洲，尤其是想到它可能在日本举办，内心激动得几乎要落泪。”他接着意味深长地表示：“若拥有主场之利，日本队赢得冠军的可能性自然也会随之提高。”

然而，截至目前，日本足球界对此持续发表意见，充满热情。然而，中韩以及东南亚四国却一直保持沉默。上周末，一位韩国足协官员对外表示：“目前，讨论举办2046年世界杯毫无意义，我们既未进行任何幕后筹备，也未与日本进行过任何预先协商。”若日本足球协会能提出具体方案，我方将对其展开评估，然而，现阶段尚难以断言审查工作已正式开启。

就在本届东亚杯即将结束的前夕，在东亚足联（EAFF）第六次特别代表大会上，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成功连任，成为新一届东亚足联主席。与此同时，宫本恒靖也被选为副主席。值得注意的是，东亚足联主席的职位一直由中日韩三国足协的高层官员交替担任。按照惯例，每一届东亚杯的举办国足协主席，将会接任东亚足联主席一职，任期长达4年。原本东亚杯的举办地预定为我国，在2022年4月，当时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以及中国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东亚足联主席，他的任期将从202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26年。2022年的东亚杯最终决定在日本举行；杜兆才由于个人因素，在2023年辞去了东亚足联主席的职务；最终，前日本足协主席田岛幸三接任此职，领导东亚足联直至今年三月。

未曾料到，田岛幸三在去年三月辞去了日本足协主席的职务，依照常理，东亚足联本应顺理成章地由宫本恒靖接任，然而在具体协商过程中，无论是日本足协还是东亚足联，都竭力主张由韩国人担任这一职位。东亚足联对外声称，2025年东亚杯将重返韩国举办。然而，实际上，郑梦奎在3月前还需应对韩国足协主席的选举，且遭遇了不少困难，竞选过程一度受阻，竞选时间也不断推迟。最终，东亚足联展现了宽容：选择在韩国足协主席选举结果揭晓后，再于今年7月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选出东亚足联的新任主席。这在许多人眼中，等同于日本足协为韩国足协和郑梦奎保留了颜面，是履行中日韩轮流担任主席承诺的常规做法。

自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以及2018年3月至2022年4月期间，郑梦奎成功当选为东亚足联主席，且这一荣誉他获得了两次。特别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他对于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之间的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2018年12月，郑梦奎担任领导期间，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正式签订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共同推出了“东南亚-东亚冠军杯赛”，该赛事由东亚杯的优胜者与东南亚锦标赛的获胜者共同参与。原计划于2020年在越南举办此赛事，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期举行。郑梦奎在任职期间展现出的良好合作关系已经形成，这一点正是日本人所乐于看到的，它体现了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之间全面的联合与联姻。

在田岛幸三卸任东亚足联主席的前夕，也就是今年的3月，第78次东亚足联执委会会议上，诞生了《新版合作谅解备忘录》。进入4月上旬，双方正式签署了该备忘录，不仅保留了“东南亚-东亚冠军杯赛”的举办，还在技术行政、市场营销、打击比赛操纵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尤其是在举办全面性的国际足球赛事方面，不仅限于成年男子国家足球队的交流，同时也将包括青少年级别以及女子国家队的层面。正是在此次会议的前后，按照宫本恒靖的表述，东亚足球联合会与东南亚足球联合会的相关人员，在私下场合里，启动了对联合申办男子足球世界杯事宜的探讨。

显而易见，日本足协在田岛幸三与宫本恒靖之间顺利过渡之际，已悄然采取行动。一方面，致力于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东亚足联这一平台，力图拓展东亚足球与东南亚足球的联姻。回顾历史，2002年日韩曾共同举办世界杯，而在2034年世界杯的申办进程中，东盟十国亦曾表现出浓厚兴趣，泰国和越南等国更是积极牵头，提出了相关倡议。2007年的亚洲杯赛事，由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同承办，而日本人的“2046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并非那么遥远。

中国足球的尴尬

那么，中国足球界的立场究竟怎样？时至今日，我们并未观察到任何层级对此事件的明确立场。不仅如此，不仅2046年世界杯主办权之争，即便在日韩澳卡美争夺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之际，中国也未提出申办意向。而到了2034年世界杯申办阶段，更是毫无音讯。

然而实际上，在本届东亚杯赛事中，中国足协在东亚足球领域的关注度显然不如日本和韩国。以7月14日为例，韩国足协在水原市的万怡酒店发起了一项名为“MIK（Made In Korea）技术交流2025”的研讨会，其目的是为了交流并探讨涵盖青少年培养、教练员训练以及国家队管理理念等全方位的足球发展技术规划。在此次会议中，韩日两国足协的技术部门负责人担当了主要角色，而中国足协仅由国管部技术总监傅博独自出席，甚至中国国家队临时主教练久尔杰维奇并未露面，反倒是香港队的主教练韦斯特伍德也加入了会议。

然而，需明确的是，与会人数逼近四十人，然而中国足协仅委派了一位代表出席。此外，在本次研讨会落幕之际，韩日足协亦就未来定期举办此类研讨会达成了共识，目标是将此活动塑造成一个固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那么，中国足球在未来的参与度将会有多少呢？

在本届东亚杯男足赛事的颁奖典礼上，中国足球代表团的成员显得格外稀少。特别是由于中国队与香港队的对决被定在了7月15日的下午，比赛结束后，中国队仅有一名负责外事联络的工作人员和球员刘诚宇留了下来参加颁奖仪式。与此同时，包括主教练久尔杰维奇、队长张玉宁以及众多足协的高级官员，他们则在比赛结束后选择驾车返回了各自的驻地。然而，随着压轴大戏韩日对决的落幕，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日本足协主席宫本恒靖，前东亚足联主席田岛幸三，以及来自日本的东亚足联秘书长三原佑介，均出现在颁奖台上。此外，韩国足协副主席李容秀、朴恒绪、申台龙、金秉址等五位也都在列。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也亲自出席，唯独中国足协的高层无人现身。

不得不承认，在东亚杯的颁奖仪式上，中国足球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相较于周边国家明显较弱。这一现象不禁让人对将来联合举办世界杯的前景产生疑虑，尤其是关于中国足球是否能够真正融入日本足球界所提出的“2046计划”。

幸运的是，到了2026年东亚足联的全体代表大会上，新一任的东亚足联主席将由我国足协主席接任。然而，目前距离那时还有将近一年的光景，又有谁能确切预知届时我国足球将呈现何种面貌呢？

或许正因为如此，韩国权威媒体《东亚体育报》认为，日本人的“2046计划”是否能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未来一年无疑至关重要。特别是郑梦奎作为东亚足联主席，他在促进韩日足协关系以及推动东亚与东南亚足球战略合作方面能否取得更大进展，无疑将成为一大焦点。至于中国足球，至少在目前阶段，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举办世界杯，或者说联办世界杯，距离我们都有一些遥远。